分别到1915年、1924年、1934年,该报才首次使用“排俄运动

简介: 分别到1915年、1924年、1934年,该报才首次使用“排俄运动”(且指波斯而非中国)、“义和团运动”(介绍《向导周报》以该运动为主题的“双十特刊”)、“抵制

按照辞书中的定义,五四运动之所谓“运动”,系指“、文化、生产等方面有组织、有目的而规模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”。

在中国古代典籍如《易经》《尚书》及其注疏作品中,都出现过“运动”一词,其意涵大体如字面所示,或指世间万物的变化过程,或指个人身体的物理活动。

19世纪后半期,《万国公报》《申报》等中文报刊提到“运动”,大多也是指物体位置之变化或个人身体之活动,如“电气运动”、“地球运动”、“机器运动”、“知觉运动”等,群体开展体育活动的“运动会”也开始见诸报端。

20世纪初,“运动”一词继续用于物理运动、自然运动、生物运动、体育运动等场合,这一时期出版的许多物理学、动植物学、教育学、心理学等教科书,都设有专门章节介绍自然运动和生物运动的基本常识。

这一时期,“革命运动”“独立运动”等具有现代色彩的用法也开始见于报端,但使用频率并不高,且大多用于介绍各国势,如俄国、土耳其之“革命运动”,英国、日本之“运动”。

武昌起义后,以“革命运动”来描述本国的用法开始流行。

1903年拒俄运动期间,出现了“国动”的说法,由东京江苏同乡会创办的会刊《江苏》发表时评,称赞“对于俄约之国动”体现了“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”,此乃中国“前此未有之特色”。

而在商业性报纸《申报》中,“国动”在1919年之前仅被使用寥寥数次,指称清末新政期间的立宪运动和民国初年的民众动员。

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,有过形形色色的“运动”。

他所提及的三个时期,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通常被称作“洋务运动”、“变法维新运动”和“新文化运动”。

这些运动的主体与性质各不相同,有主导的自强革新(如洋务运动)或制度变革(如戊戌维新运动),有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(如新文化运动),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抗争(如五卅运动),也有革命领导的武力变政(如国民革命运动)。

但在1919年“五四”之前和之后,社会各界人士对于“运动”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可谓大相径庭。

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,在五四运动之前,洋务、维新、新文化等历史都没有被时人称作“运动”,“运动”之名乃是后人阐释与建构的结果。

以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、社会影响最广的报纸《申报》为例,对其全文检索可知,直到1935年刊载著名的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,该报才第一次出现“洋务运动”字样。

“维新运动”最早两次使用分别在1925年和1927年,但其所指并非戊戌变法,而是指20年代的社会变革。

直到1931年,《申报》才在简介黄遵宪生平时明确提到他是“戊戌维新运动的一员”。

《申报》对1900年的义和团、1903年的拒俄、1905年的抵制美货等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,却始终没有以“运动”名之。

分别到1915年、1924年、1934年,该报才首次使用“排俄运动”(且指波斯而非中国)、“义和团运动”(介绍《向导周报》以该运动为主题的“双十特刊”)、“抵制美货运动”(称其根源在于国人因美国取缔黄色人种入境而“痛心疾首”)等说法。

1919年5月4日的发生后不久,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大报刊媒体便将其明确命名为“五四运动”。

胡适在一篇很有影响的纪念文章中认为,“五四运动”是由学生领袖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最早使用的。

这一天罗家伦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“五四运动”的精神》一文,称“五四运动”是中国学生乃至中国国民的“创举”,将其精神概括为“学生牺牲”、“社会裁制”和“民族自决”。

周策纵认为,“五四运动”一词最早出现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的《总罢课宣言》,宣言写道:“外争国权,内除国贼,五四运动之后,学生等以此呼吁我而号召我国民,盖亦数矣,而未尝有纤维之效,又增其咎。

而据后世研究者考证,该说法最早见于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布的《致各省各团体电》,电文称五四运动“实为敌忾心之激发,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现”。

无论如何,“五四”发生后不久,“五四运动”的提法即在社会各界迅速流行,当无疑义。

通常认为,始于1915年的所谓“新文化运动”乃五四运动的先声。

但从媒体报道和评论来看,在1919年5月4日的发生之前,并没有人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所倡导、以《新青年》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的文学革新和思想解放活动称作“新文化运动”。

周策纵认为,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概念是在“五四”发生后的半年内开始流行的,1919年12月《新潮》编者在答读者问时自称“新文化运动”,此后这一说法逐渐为报刊媒体广泛采用。

黄兴涛也明确指出,新文化运动并非运动兴起之初就已出现的概念,而是后来社会上和运动倡导者们自身“迟到的命名”。

1919年9月,江苏省教育会决定以“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”作为当年高等及中等学校学生“演说竞进会”的主题,并于报端解释其意涵,这对“新文化运动”概念的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该会在11月初印发的《解释新文化运动》一文写道:“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,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,其进行方向,在唤醒国民,改良社会,发展个人,增进学术,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,共和国体日形巩固”,“新文化运动,是一种社会运动、国动、学术思想运动”。

“五四”一周年之际,郭绍虞更确凿地写道:“五四运动,确可以算是中国文化运动的起点。

”先有“五四运动”后有“新文化运动”,也是许多亲历者的共同印象,如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就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,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,我竟得到了上学的机会。

”因此,确如论者所说,只有在“新文化”真正被“运动”起来后,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概念才应运而生,而五四运动正是使新文化“运动”起来的重要推动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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